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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全讯网官方-「原创」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时间:2020-01-11 18:37:52

澳门全讯网官方-「原创」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澳门全讯网官方,冯珺1李明锋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100028;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北京,100006

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奇迹。但随着从资源再配置中获取效率改进的潜力收窄以及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从人力资本结构角度认识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变化,从而因势利导地增强产业结构适应性,对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遵循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通过数理演绎论证了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作用,以及最优人力资本结构的存在性。继而使用国别宏观面板数据和工具变量进行广义矩估计,结果表明不同人力资本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高人力资本占比与中人力资本占比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推动作用,而低人力资本占比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抑制作用。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对于从人力资本结构改善中挖掘增长动力的发展诉求而言,大国经济体应当根据不同的人力资本结构特征分向着力,既要重视提升中高人力资本占比在拉动增长方面的“激励”作用,也不可偏废有条件地消弭低人力资本占比对经济发展的“保健”作用。

关键词:人力资本结构;经济增长;新结构经济学

20世纪50年代伊始,以战后重建和殖民地独立为契机,全球经济的新一轮快速发展使得很多国家或地区都先后跻身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行列。然而其后的经验证据表明,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却并非易事。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1960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101个国家或地区,至2008年仅有13个成为了高收入国家或地区(worldbank, 2012)。世界银行认为,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在中等收入阶段遭遇增长停滞的经济体据此被概括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gillet al., 2007)。根据既有的经验事实,这种悲观预言往往应验为大量的中等收入国家在长期(有的甚至长达数十年)内无力维系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即中等收入国家通常被认为难以逾越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阈值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发达经济体,从而跌入了被世界银行报告和经济学文献描述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境地。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得益于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改进和劳动力供给丰裕等因素的作用,中国经济在长期内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并分别于1997年和2010年跻身为中等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worldbank, 2016)。但是,中国经济于2012年增速明显放缓。相关估算表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到“十三五”时期的平均6.2%(cai& lu, 2013)。

在“中等收入陷阱”的亲历者和最关切者的见地中(foxley,2012; foxley, 2016),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是影响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阻碍。从较长跨度的经济史视角来看,自1820年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便在于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显著提升(maddison,1995),人力资本改善与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近年来的大量实证研究指出,以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代理变量,则支持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的经验证据广泛存在(nrc,1986; mankiw et al., 1990; caselli et al., 1996)。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估算亦表明,1991年至2011年间,人力资本因素能够解释发达经济体gdp增长的11%左右(ilo,2014)。

至此,可以观察到对于人力资本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认识存在强有力的共识。但是,对应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增长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是完全同质的吗?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引申出人力资本的结构含义。新结构经济学指出,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经济禀赋,会随着发展阶段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因而产业结构也必须在不同发展阶段不断适应变化了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lin, 2011; fu, 2015)。在格尔茨内卷化和刘易斯增长阶段,经济体往往资本稀薄而劳动力供给丰沛,此时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更加偏好低生产率特征的人力资本;在刘易斯转折区间和索洛新古典增长阶段,要素禀赋的结构特征逐渐逆转,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据比较优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密集人力资本投入和创新研发驱动(cai,2014, 2015)。显然,随着不同产业结构所呼吁的分工结构不同,人力资本通过劳动力市场而呈现的比例分布和构成关系必然存在某个最优的潜在配置。这即是说,最优人力资本供给会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不断提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供需结构匹配与否(zhang& gao, 2016),而不仅仅是总量视角下的积累问题。因此,在充分观察人力资本积累影响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探讨人力资本结构变动之于中等收入经济体长期发展的影响,是将人力资本研究付诸深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已有相当丰富的文献从理论和经验证据角度展示了人力资本之于经济增长的影响(jones,2002; islam, 2010; ang et al., 2011)。但是,既有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关系必然颠扑不破,对于人力资本作用的质疑首先来源于针对收入异质性的讨论。krueger& lindahl(2001)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国家中确实观察到了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和显著的作用,但是在高收入的经合组织国家中,计量分析却未能得到稳健的正向结果,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林达尔悖论”。对于这一悖论的解释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教育对富裕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归根结底还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发挥作用,随着教育储备的扩张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却没能同步扩大最终导致了这一结果(pritchett,2001)。另一类解释则从教育过程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出发,认为模仿和创新是技术进步的基本来源(nelson& phelps, 1966)。当经济发展处于较低阶段时,立足于模仿的产业路线引致出劳动力市场对非技术性人力资本的需求,此时即使是较低的教育水平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市场需要。但是,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产业升级,市场创新要求的提升对于技术性人力资本的需求逐渐加大、直至超过非技术性人力资本,此时教育水平低下或质量不佳将越来越难以适应技术进步的需要(vandenbusscheet al., 2015)。

上述研究虽然部分地解释了人力资本为何并不总是能够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作用,但其未中肯絮之处在于,仅将人力资本理解为增长函数的外生参数而非经济体内生资源禀赋的组成部分(fu,2015)。如果将经济发展理解为一个动态的结构转型过程,那么内生化的要素禀赋决定了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在发展过程中只有根据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选择最优的产业结构才能克服结构转型中固有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更好地适应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需求(lin,2017)。因此,随着对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解不断深化,最终势必要在认识人力资本作用的过程中引入结构视角(fu,2015)。在这一框架下,人力资本的构成在考察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人力资本形成的不同阶段事实上对应了人力资源禀赋的不同特征,从而最终对产业结构的演化选择和经济体的增长表现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事实上,尽管未必明确使用人力资本结构的概念,但此前的部分研究已经注意到了人力资本存量的不同构成会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经济体的发展命运,并指出推广“错误”的正规教育反而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南辕北辙的影响(ramcharan,2004)。grossman& helpman(1991)较早意识到应以人力资本的分类代替笼而统之的分析,指出具有高生产率特征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能够强化经济增长的绩效表现,而具有低生产率特征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则会抑制经济体的增长表现。barro& sala-i-martin(1997)的研究则更加细化,在针对约100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只有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可以识别到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初等教育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或者估计结果并不稳健。此后,其他研究成果亦表明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随着国家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petrakis& stamatakis, 2002; masanjala & papageorgiou, 2008)。gemmell(2010)的研究表明,初等教育在最贫穷的欠发达国家至关重要,中等教育对增长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少部分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而高等教育在1960年至1985年期间对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影响最为强烈。上述研究结果均可以视为从人力资本的结构视角对林达尔悖论不同程度的回应。

从较为纯粹的结构视角来看,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选择在于如何合理配置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比例关系。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普通学历教育和通识教育所积累的一般性人力资本对于提高工人的创新能力具有更大的帮助,并且会在更长的时期内对于抵御人力资本贬值发挥积极作用(du etal., 2017)。因此,对于谋求进一步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而言,人力资本结构向着有利于普通教育的方向调整无疑是更加可取的选择。

人力资本结构在本研究中定义为人力资本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分布和构成关系。通过数理方式建立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结构的作用效应,基本的抓手就在于找到恰当的方式来刻画具有不同属性的人力资本在总体中的比例构成。考虑在一定经济范围内人力资本的总量为h,其中具有高生产率特征的人力资本为

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人力资本结构系数增大,该余项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亦增大。但与前述类似,该假设通常难以满足。随着具有高生产率特征的人力资本所占比例不断扩大,人力资本结构随时间变化的改善幅度通常趋缓,即使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不变,人力资本结构改善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变动依然要视上述两种影响共同作用的净结果而定。

既有文献研究成果显示,从宏观层面来看,人力资本结构优势是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则往往对应于长期的增长停滞,来自正反双方的经验证据均广泛存在。本文将人力资本结构引入生产函数从而实现了更加细化的数理分析过程。结果表明,具有高生产率特征的人力资本占比提升并不必然带来高质量产出的持续稳健增长,随着具有高生产率特征的人力资本所占比例不断扩大,人力资本结构随时间变化的改善幅度通常趋缓,即存在所谓的最优人力资本结构。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至假设3。

假设1:高人力资本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2:中人力资本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但影响幅度不及高人力资本结构特征。

假设3:低人力资本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

本文研究假设的核心内涵在于,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结构不利于经济增长。在较低收入水平下曾发挥增长引擎作用的人力资本结构,如果无法匹配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就有可能在突破至更高发展阶段的过程中发生“熄火”,甚至使经济体在某一发展阶段上长期停滞。基于以上思路,本文试图在实证层面重新审视不同收入水平下的人力资本结构,从而检验前述假设。

在既有研究和前述理论模型推导的基础上,本文针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开展实证分析,所设定的初始回归模型如下。

型5和模型6分别以高人力资本占比、中人力资本占比和低人力资本占比作为人力资本结构的代理变量,进行动态面板gmm估计。值得注意的是,受限于变异性不够等因素,中人力资本占比的工具变量有效性不尽理想,考虑调整为当期中高人力资本占比之和以及滞后四期的中人力资本占比共同作为工具变量。对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过度识别检验均无法拒绝工具变量外生的原假设。而对于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分别在严格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认为不存在明显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首先,人力资本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存在复杂影响。gmm估计的主回归结果与基准方程一致,均识别出人力资本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影响。其中,高人力资本占比与中人力资本占比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推动作用。具体来看,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此两类人力资本结构每提升1%可以推动人均gdp分别提高1.4%和0.7%,可以看出高人力资本占比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意义更大。与之相对,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低人力资本占比每增加1%会导致人均gdp约1%的负增长。对于尝试从人力资本结构改善中挖掘增长动力的发展诉求而言,经济体应当根据不同的人力资本结构特征分向着力,既要重视提升中高人力资本占比在拉动增长方面的“激励”作用,也不可偏废有条件地消弭低人力资本占比对经济发展的“保健”作用。

其次,对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认识应当诉诸于更加审慎的态度。在分别控制了不同特征的人力资本结构的基础上,未能观察到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对于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事实上,人力资本结构的不断改善是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得以更好发挥的前提,低人力资本结构特征下的生产性人口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的助益势必有限。同时,要充分发挥低抚养比、高储蓄率等人口年龄结构附加的生产性优势,也有赖于劳动力市场自身发育对于人力资源的配置作用。对于饱受教育阙如和高青年失业率困扰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言,过于笃信人口年龄结构的机会窗口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意义、而在教育改善等长期政策的努力方面未达预期,就有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再次,高质量的创新研发对经济增长存在支撑作用。在控制了中人力资本占比的条件下,创新研发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理论预期和经验直觉相符。但是,在控制了高人力资本占比的条件下,创新研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反而存在负向影响,且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如果将至少受过大专教育的劳动力视为创新研发的主要源泉的话,那么不难理解,在控制了高人力资本占比、即考虑具有创新研发能力的劳动力规模相同或近似的条件下,真正决定创新研发价值的是成果的原创性、科技含量等质量因素。此时,每万人所拥有的科技期刊论文数量不见得是创新研发的最佳代理变量。更有甚者,考虑到高质量创新的实际难度,论文数量优势反而有可能折射出创新标准过于宽泛等质量层面的不利因素。也即是说,创新研发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更多地诉诸于高质量创新的贡献。

从次,制度质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又一关键因素。在分别控制了中人力资本占比和低人力资本占比的情况下,制度质量提升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在控制了高人力资本占比的情况下,未能观察到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一方面,具有高人力资本结构特征的劳动力始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所在,尽管其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有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供给自身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世界银行所使用的全球治理指标包含政治话语权、政权稳定性、政府治理、法治程度、腐败遏制等多重维度,其中的一项或多项内容本身就倾向于理解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在本文的后续实证部分,将通过稳健性检验等技术环节对其展开进一步讨论。

最后,识别对外开放程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有赖于更加充分的经验证据。在分别控制了高人力资本占比、中人力资本占比和低人力资本占比的条件下,回归结果均不足以推翻估计系数为零的原假设,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既有的经验证据未观察到对外开放程度对于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有经验研究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具有推动作用,也会在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等层面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zhang,2008)。对此,考虑到模型设定中的解释变量有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在其后的稳健性检验中,将采取变更模型估计形式和数据来源等方式进一步观察估计结果的变动情况。并针对处于不同收入阶段的经济体,进行人力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分析。

通过运用计量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此前的实证分析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设1至假设3。即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复杂影响,不同人力资本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为了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并将人力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探讨引向更加深入的层次,本文通过变换部分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代数形式、更换部分变量的数据来源、重新选择不同的代理变量以及按照收入组别划分样本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模型7、模型8和模型9分别以高人力资本占比、中人力资本占比和低人力资本占比作为人力资本结构的代理变量,在引入对外开放程度平方项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了重新估计。前述分析认为,模型设定中的解释变量有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从而使得回归结果不足以推翻估计系数为零的原假设。即对外开放程度以线性形式进入回归方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能观察到其对于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重新估计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人力资本结构变量的系数方向和大小以及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明显变化,而对外开放程度的一次项及二次项均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未发生明显变化。

为了进一步探讨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可以通过按收入组别划分样本的方式进行异质性分析。由于分组估计导致单一回归的样本量减少、影响固定效应方程求解,转而采取混合截面的工具变量估计。此外,考虑到按特定收入组别而非全样本的方式进行估计,人力资本结构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共线性关系得以削弱。在保证模型合理设定的前提下,回归方程在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模型中加入了平均受教育年限变量,以期同时考察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组估计的结果如表6所示。

模型19、模型20和模型21分别以高人力资本占比、中人力资本占比和低人力资本占比作为人力资本结构的代理变量,针对高收入组样本进行与前述分析类似的gmm估计。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人力资本占比每提升1%可以推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长1.2%左右。但是,在基于高收入经济体样本的分析中,并未观察到中人力资本占比和低人力资本占比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总体而言,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高收入经济体基本符合索洛阶段的特征化事实——经济增长主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拉动,因而真正影响增长表现的是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所反映的人力资本结构特征。同时,资本形成率、制度质量和创新研发等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这些因素与人力资本结构一道,或是技术进步本身的基础要件,或为技术进步提供了环境保障,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模型22、模型23和模型24分别以高人力资本占比、中人力资本占比和低人力资本占比作为人力资本结构的代理变量,同时加入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代理变量,针对中等收入组样本进行基于工具变量的混合截面估计。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人力资本占比提升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在控制高人力资本结构特征不变的条件下,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反而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与既有理论证据相悖。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言,在高人力资本占比相同或近似的情况下,平均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水平主要取决于中人力资本结构特征与低人力资本结构特征的相对关系。然而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势必要求相对较高的劳动力市场报偿。于是,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在高人力资本占比抬升足以形成系统性创新能力之前,人力资本结构在中低层次此消彼长的转化过程会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增速过快,从而形成“比较优势真空”的威胁(du & jia, 2018),最终影响到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增长表现。

模型25、模型26和模型27分别以高人力资本占比、中人力资本占比和低人力资本占比作为人力资本结构的代理变量,同时加入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代理变量,针对低收入组样本进行基于工具变量的混合截面估计。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人力资本占比提升对于低收入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低人力资本占比提升对于低收入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在控制了高人力资本结构特征和中人力资本结构特征的条件下,人力资本水平均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对外开放程度仅在低收入组样本中显著,凸显出通过fdi追加资本投入对于低收入经济体的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低人力资本结构特征不变的条件下,制度质量和创新研发的影响为负。如果把自发、无序的创新研发行为和低收入经济体不具备人力资本结构比较优势联系起来理解,那么对于国家能力孱弱以致难以供给市场环境和有效公共服务(acemoglu,2005)的低收入经济体而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进行资源禀赋甄别和因势利导可能较市场自发实现这一过程更为直接有效(juet al., 2011)。通过在农业中积累剩余劳动力的“格尔茨内卷化”,低收入经济体的增长将揭开二元经济结构的序幕(cai, 2015)。通过普及基础教育以降低低人力资本占比,低收入经济体可以为刘易斯阶段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储备人力资源,这对于其长期增长的愿景而言无疑是尤为重要的。

尽管人力资本之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已经为卷帙浩繁的经验证据所论述,但人力资本的作用是否更多地体现于赶超过程而非前沿创新?围绕这一所谓的克鲁尔和林达尔难题,既有研究显然还未能提供足够丰富和具有说服力的解答。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随着对于人力资本认识的深化,结构视角被越来越多地引向这一领域。以新结构劳动经济学为代表,相关的理论储备正在积极形成。另一方面,自2006年以来,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统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跨国数据的收集完善和比对整理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随着能够反映一定时序趋势的国别面板数据库质量不断改进,着眼于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收获了更加丰富的经验素材。

本文将人力资本结构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在拓展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产出关系的认知方面作出新的尝试。通过使用基于国别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本文探讨了人力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经验含义。基于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的需要,使用滞后四期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力资本结构作为当期人力资本结构的工具变量进行广义矩估计。结果发现,高人力资本占比与中人力资本占比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推动作用,而低人力资本占比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抑制作用。具体来看,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此两类人力资本结构每提升1%可以推动人均gdp分别提高1.4%和0.7%,可以看出高人力资本占比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意义更大。与之相对,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低人力资本占比每增加1%会导致人均gdp约1%的负增长。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同经济体具有相异的禀赋优势和阶段性发展任务。因此,充分发挥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的因势利导作用是成功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障经济增长动力稳健存续的重要途径。特别地,在中国藉由改革开放所推动的市场发育进程中,大国经济模式导致人力资本结构影响经济产出的情况相对更为复杂。由于存在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异质性,与之相匹配的最优人力资本结构必然在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从具有组内同质性的区域划分来看,满足经济区域内部产业需求的局部人力资本结构依然可以充分发挥其产出带动作用并形成有利于效率改进的技能偏向型工资差异。但是,与小国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当视角置于组间异质性的区域经济时,只要进一步破除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以释放改革红利,则此时此地的人力资本结构错配问题有可能在彼时彼地得以解决,而无需追加、或仅需较少追加额外的教育或培训成本。基于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均存在适应于本地发展的特定人力资本需求。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地区间的转移进程先后继起,具备不同结构特征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可以通过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实现人力资本供求结构的再配置和效率改进,从而在经济体内部形成产业和劳动力资源转移的大国雁阵模式。但是,大国经济的雁阵模式并非自然而然发生。如果经济增长的后进区域片面追求赶超而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则反而有可能在外部性和分配含义上造成更大的扭曲,尽管这并非是雁阵模式的必然结果。

因此,对于尝试从人力资本结构改善中挖掘增长动力的发展诉求而言,大国经济体应当根据不同的人力资本结构特征分向着力,既要重视提升中高人力资本占比在拉动增长方面的“激励”作用,也不可偏废有条件地消弭低人力资本占比对经济发展的“保健”作用。中国经济自经历刘易斯转折区间以来,初中教育的普及为农村劳动力向工业生产部门的持续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经济在培育面向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方面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引致的劳动力需求升级,应当充分发挥教育政策与财政投入的引导和保障作用,着力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通过结构改善积极储备面向未来的、具有更强劳动力市场适应性的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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